大地端阳·清芬

夏至与端午节的交汇，带来一份别样的清雅。夏至时节万物生长，端午则有沐浴兰汤的习俗，两者相邻，自古被视为天地气交、阴阳转化的重要时刻。民间通过食用粽子、悬挂艾草、佩戴香囊等方式，既体现了顺应时节养生的智慧，也寄托了驱除疫病、迎接吉祥的愿望。此时阳光最为炽烈，草木最为芳香，人心也格外温和。

本版邀请专家学者，与读者一同在悠长的夏日时光中，品味千年节俗的深邃与芬芳。通过展示红色家书，体会信仰的真挚；研读《离骚》，感受屈原广阔的胸襟；观察今人巧手缝制的香包，领悟手作的郑重与温度；将艾草扎成新颖的花束，展现传统向现代的轻盈转变；翻阅《端阳故事图册》中的旧时风俗，见证风俗的本真，让端午的清芬继续滋养今人的精神世界。

笔墨间的家国情怀

龙舟竞渡，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千百年来，端午佳节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更蕴含着穿越古今的精神力量，其中家国情怀尤为突出。

97年前的端午，21岁的陈景星告别母亲，远赴南京求学。在金陵大学期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革命生涯。一年后，革命形势严峻，时任南京市行动委员会委员的陈景星，主动放弃返乡机会，留在南京领导革命活动。在端午节过后不久，或许预感前路艰难，陈景星给远方的母亲写下了一封肺腑之言的长信。

信中，他表达了对母亲辛劳养育的感激，并承诺自己在外面处处谨言慎行。他常思索，若学有所成却不能为社会弱势群体谋求幸福，又如何对得起母亲的养育之恩。这封泛黄信纸上的字迹，凝聚着游子对母亲的深切思念，更彰显了青年革命者的救国救民抱负。信寄出两个月后，陈景星英勇牺牲。这封写于端午前后的家书，孝亲之情与爱国之志交织，使深沉的家国情怀得以永恒。

在烽火岁月中，端午节写下的寄情家书屡见不鲜。1948年6月10日，江竹筠（江姐）在被捕前四天，于重庆万县写下家书：“近来你们还过得好吗？明日端午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今以思亲的心情特给你们这封信并遥祝你们的快乐和健康。”朴实无华的文字，饱含对亲友的牵挂；流畅的笔迹，展现了她历经磨难仍坚定不移的意志。这封家书，既有温情脉脉，也折射出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的坚定，彰显了“小我”与“大义”的辉映。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胜利的曙光逐渐显现。1949年端午节之夜，在历史转折点上，渡江战役西集团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政治部秘书袁志超，给山东临沂的弟弟写了一封长达6000余字的家书（节选见图，由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提供），详述了渡江前后的见闻与思考。他在信末写道：“今天是端午节，你们在家很热闹吧！我现在又兼任指导员的工作，所以更忙一些。新中国就要诞生，希望你还是多学习文化，以后好多为人民服务。就是在家帮助种田，也别忘了读书。”这封珍贵的“渡江来信”，通篇未提个人离愁，字里行间尽显革命者的担当与对家国的期盼，展现了共产党人的质朴本色。

这些在端午节写就的红色家书，一方面表达了对“家”的深切眷恋，另一方面将这份情感升华为与国家、民族命运的紧密联系。“书品即人品”，透过这些书信的字迹，不难窥见书写者的精神境界与高尚人格。这种心怀家国、情系苍生的追求，源自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文化传承。

两千多年前，屈原投江以身殉国，将“家国”二字深深烙印在端午的精神底色之中，这份情怀浸润在浪漫而浩荡的楚骚文脉里。先秦时期的楚文化集长江流域先秦文化之大成，既有地域特色，又展现出开放的气度、创新的意识和坚定的信念。《离骚》等楚辞作品，不仅连接了作者内心世界与客观自然，也表达了对家国的思考，引发后世文人的共鸣。北宋苏轼曾计划在其园中建一亭，名曰“楚颂”，以纪念屈原。

宋代以后，以苏轼为典范，一批书法家将楚辞意境转化为书法艺术，丰富了书法的文化内涵，拓展了楚骚文脉、长江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辐射范围。苏轼以行书构建的楚辞书法世界初具规模，而元明时期，包含篆、隶、楷、行、草等多种书体的楚辞主题书法创作，更是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吴叡的隶书《离骚》古雅稳健，董其昌的行书《离骚兰亭卷》潇洒俊逸，倪元璐的行书《楚辞句》郁勃苍劲。书法家们将个人审美与人生阅历融入创作，以家国之思为线索，构建了多元的楚辞书法文化。其中，文徵明尤为杰出，他不仅根据《九歌》绘有《湘君湘夫人图》，还多次书写《离骚》《九章》等辞章。他87岁时创作的蝇头小楷《离骚九歌卷》，娟秀挺拔，风神独具，展现了他精湛的功力和坚贞的文人风骨。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从古代文人墨客借楚辞抒发情怀，到近现代革命志士以家书寄托思念，笔墨间流淌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伴随着粽叶的清香，回荡在龙舟竞渡的呐喊声中，深深融入每个中国人的血脉。

一枚香包，承载千年雅韵

端午时节，人们追思屈原。佩戴香包的习俗，也与《离骚》中的香草有关。许多人好奇，屈原笔下“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中的芳香佩饰，是否就是今日的香包？

从形制上看，战国时期的楚地尚无布帛缝制的香囊。屈原佩戴的，不过是山野兰芷等草木串联而成的饰物。然而，正是这缕草木清芬，将高洁自持、矢志不移的君子气节，融入了后世香包的精神内核。

有人会疑惑：“香包文化公认已有约3000年历史，屈原之前香包就已存在。”确实，在被视为“荒蛮之地”的中原地区，香包早已被纳入礼乐体系，当时称为“容臭”（“臭”读xiù，意为香气）。儒家经典《礼记·内则》记载：“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要求晚辈侍奉长辈时，需佩戴容臭，以保持仪容的香洁，恪守恭礼。

香包文化源远流长，但其意义曾止于器物与仪轨。直到屈原在江畔吟诵，以芳草比喻本心，以清芬彰显气节，香包才超越了物质层面，获得了穿越千年的精神内涵。

汉魏时期，佩戴香料的风气遍及朝野。随着丝绣技艺的精进，麻布香囊逐渐演变为锦缎香袋。人世变迁，相守不易，香包成为寄托情意的信物。东汉繁钦的《定情诗》写道：“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诗中女子将情意托付于肘后香囊，恰如屈原对腰间香草的寄怀。

大唐盛世，国泰民安，香包制作日臻精美。桃实、莲荷、瑞兽等造型层出不穷，镂金、盘银、绣彩等技法繁复。从皇亲贵胄到市井百姓，人人佩戴香包，宫苑街巷弥漫着芳香。文人墨客常将香囊入诗，如白居易“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元稹“微风暗度香囊转，胧月斜穿隔子明”。

两宋时期，风雅之风盛行，民俗完备，端午佩香成为岁时常俗。香包造型趋于简约，纹样多取兰芷、灵草，契合淡泊的志趣。每逢端午，孩童佩戴虎头香包，祈求驱邪健体；老人悬挂寿桃香包，祝福长寿；文人雅士则偏爱素净的香包，不事雕琢，唯以香草砥砺心性，将屈原视为隔世知音。

明清时期，绣艺达到顶峰，苏绣、湘绣、蜀绣、粤绣各具特色。匠人以针作笔，以线为墨，以布为纸，将山河万象、花鸟千姿、人间百态绣于方寸锦囊。端午时节，制作和赠送香包成为一时风尚。各地香包流派纷呈，但其蕴含的守善、重情、高洁的核心精神始终未变。

近代以来，随着西风东渐，西洋饰品涌入大众生活，手工香包一度式微，古法技艺渐趋式微。然而，深藏于民俗文脉中的智慧与深情从未消散。如今，随着国风复兴和非遗的重光，当代匠人传承古法，开拓创新。他们传承的是屈原“以香草明志、以清品立身”的情怀，创新的是造型、纹样、香方和功用。千年香包，如今已蜕变为根植于传统匠心、融合中医智慧、展现国潮审美、适应现代生活场景、饱含人文情感的全新文化载体。

有人将陕北剪纸的质朴趣味与江南合香的清醇结合，制作出造型质朴的如意香包，象征君子内敛修德；有人调配宋韵雅色，配以金丝银线，打造竹节龙舟香包，呼应端午竞渡习俗，寄寓节节高升的愿望；有人改良传统虎头香包，将猛虎化为守护神，悬于门楣或用作车载；有人依据《本草纲目》调制安神、驱蚊、净味、祛湿的香方，将香包扩展为香枕；有人将《楚辞》中的香草引入香囊，让每一缕幽香都成为传递屈原风骨的使者。

我时常在高校和社区讲授女红技艺，带领大家一同制作香包。捻针引线、裁布填香的过程，如同一次静心养性的良方。不同于流水线产品的冰冷统一，亲手缝制的香囊，错落的针脚饱含温度，浓淡的芳泽尽诉真情。

己亥年，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先生九五寿辰之际，我曾为其定制了一款莲蓬香包挂坠（见图）。挂坠上缀有莲花、明月、蜻蜓配饰，一取先生“独陪明月看荷花”的诗境，一合古诗“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画意，既象征书生报国的赤诚、师者润物的厚德，也展现了百折不挠的生机。香包内填以荷叶、薄荷、薰衣草，清逸淡然，与先生诗词的清雅之气相融。先生对此香包爱不释手，将其用作书房门挂。当年教师节，南开大学迦陵学舍举办先生归国执教40周年雅集，我携中华诗词学会诗教委员会的众位女红爱好者制作了数百串莲蓬香包挂坠，分赠宾友。香包仿佛一件盟誓信物，邀请我们一同踏上诗教之路。

一枚小小的香包，既源自三千年前，也走向三千年后，将在我们掌心，留下永恒的瞬间。

风物之趣 情义之长（读画）

古往今来，歌咏端午的诗书画作不计其数。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的《端阳故事图册》，是其中一套极具生活情趣的岁时小品。这套八开册页分别以射粉团、赐枭羹、采药草、养鸲鹆、悬艾人、系彩丝、裹角黍、观竞渡为主题，如同八首清丽的小令，次第展开，相互呼应，构成完整的节令图景，展卷如同翻阅一部岁时笔记。

画中描绘的时令、物候与游戏之趣，首先吸引观者。第一开《射粉团》（局部见图）描绘宫娥引弓欲射盘中粉团的情景，游戏间的雀跃与期待跃然绢上。端午“射粉团”的习俗自唐代已有。《开元天宝遗事》记载：“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赐枭羹》则描绘了将猫头鹰制成羹汤赏赐给百官的习俗，寓意驱逐恶人、奸臣。《采药草》展现了人们上山采撷百草的景象，古人认为端午这一天草木的药力最为强盛。《养鸲鹆》描绘了畜养八哥并教其学舌的旧俗。《悬艾人》中，门楣上用艾草扎成的艾人，充满了质朴的趣味。宫廷的雅致与山野的淳朴，在这套册页中并行不悖。

笔锋一转，画作聚焦于端午节最动人的人伦之情。《系彩丝》中，晚辈俯身为长辈系上青、赤、黄、白、黑五色丝线，象征五行，称为“长命缕”。此俗由来已久，汉代已有记载，人们相信它能驱除瘟病、辟邪止恶。《裹角黍》则是一幅生动的家庭劳作图，母亲与幼童一同洗粽叶、调配食材，这种寓教于乐的生活情趣，被画家不动声色地收录笔端。最后，《观竞渡》描绘了岸边观者引颈远眺，水中龙舟奋力向前的情景，展现了临水观舟的盛况，也勾勒出中国人传承千年的集体记忆。

通观这八开册页，更能体会徐扬构思组画的匠心。在取景上，他以平和的视角描绘了宫苑、山野、水滨、庭院等不同场景，虽各具特色，却气息贯通，使观者在翻阅时，仿佛在深宫与乡野间穿梭游走。在笔法上，人物多以简练的笔触勾勒，不繁复、不堆砌，造型秀逸生动。设色上，清淡雅致，点缀以朱栏、绿树，明丽而不浓艳，展现了当时宫廷绘画工整清丽的审美风格。每开册页不过20厘米见方，却处处体现了“方寸之间有天地”的功夫——一树一墙、一情一景，都经过精心剪裁，绝无冗余笔墨。

尤为值得玩味的是，画作融合了院体画的风格与文人趣味。徐扬本是苏州人，出身市井，后供职内廷，其画笔既有院体的工整严谨，也带有江南的清雅疏朗。以丹青记录岁时民俗，自宋元以来已蔚然成风，至明清更为普遍，充满了生活气息。徐扬继承了这一传统，既保持了宫廷绘画的端庄，又将市井生活的鲜活气息融入画作。因此，宫廷游戏的雅趣与乡野采药的质朴，在这同一组画中和谐共存。这种“雅俗共融”，正是《端阳故事图册》区别于一般岁时画的独到之处。每开画侧，还附有简短题识，点明风俗的源流与名物的含义。细心的读者还会注意到，册页上钤有“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等印章，可见深居宫廷的帝王，也曾借此图册体察民俗、品味人间烟火。画、书、印相映成趣，使册页既可观、可读，亦可考——观风物之趣，读岁时之变，考节俗背后的千年情义。

节令流转，画作长存。画中那些质朴的瞬间——射粉团时引弓待发的乐趣、裹角黍时妇人专注的神情、系彩丝时晚辈恭敬的姿态，早已跨越时空，成为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