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通史 展现敦煌两千年风华（赓续历史文脉）

郑炳林教授，一位杰出的敦煌学研究者，因其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评选中获此殊荣。自2007年起，他领导的团队致力于敦煌通史的编纂，并于2023年成功推出了七卷本、总计超过330万字的鸿篇巨制《敦煌通史》。

在兰州大学的课堂上，郑炳林教授通过解读简牍上的文字，向研究生们阐释不同马匹品种如何穿越丝绸之路，反映出当时畜牧业的发展状况。他带领学生们穿越历史长河，从西汉时期直至近代，深入探讨敦煌从政治经济制度到寻常百姓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郑教授表示，贯通敦煌历史的研究并非易事。

领军人物，成就巨著

甘肃省敦煌市的玉门关和阳关，地理位置相近，历史悠久。长久以来，关于汉代为何在此设置两关，以及在资源匮乏的地区运营成本高昂是否会造成浪费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对西北历史感兴趣的学者。郑炳林教授在其著作《敦煌通史·两汉卷》中，专门辟出一节，详细考证了玉门关和阳关的设立时间和具体功能。他指出，敦煌在建郡之初即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多元文化交汇点，而像玉门关、阳关这样的问题，在敦煌历史研究中数不胜数。因此，要全面、系统地挖掘敦煌历史，必须将相关的研究融会贯通，编撰一部《敦煌通史》显得尤为必要。

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林甘泉的提议下，郑炳林教授接受了编撰《敦煌通史》的重任。他深耕敦煌学研究已二十余载，虽在晚唐五代宋初的历史研究方面成果斐然，但尚未实现对敦煌历史的全面贯通。经过深思熟虑，郑教授决心要编撰一部具有中国学者话语权的《敦煌通史》。

编撰《敦煌通史》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工程，郑教授的团队成员皆由他亲自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组成。他表示，将最优秀的力量投入到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中，尽管困难重重，但团队充满信心。在编写过程中，《敦煌通史·两汉卷》篇幅最为可观，正文超过50万字，郑教授与博士研究生司豪强共同执笔。

郑教授强调了敦煌汉简作为研究宝库的重要性。他解释道，史书对于汉代敦煌的记载相对简略，而甘肃简牍博物馆收藏的大量敦煌汉简，尤其是悬泉置汉简，为研究西汉时期的敦煌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这些汉简涵盖了行政、军事、中外交流、地理交通、日常生活及私人信函等多个方面。郑教授表示，他对一枚汉简会反复研读超过30遍，通过对比研究，每次都能获得新的发现。

奠定基础，整合七卷

敦煌学研究所副所长魏迎春副教授提到，由《敦煌通史》浓缩而成的65万字《敦煌简史》在出版后不久便进行了第二次加印，这体现了该书的受欢迎程度。作为团队中的中坚力量，魏迎春副教授在郑教授的指导下，与团队成员共同构建了《敦煌通史》的整体框架，并在通史研究领域不断深入。

魏迎春副教授指出，编撰通史不仅在于篇幅的宏大，更在于其系统性和协调性。她解释说，分卷的设置并非完全依据朝代或时间长度，而是要考量不同历史时期史料的研究价值。她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编撰《敦煌通史》的基本原则。

在项目启动之初，团队成员不足10人，如何进行分工成为一大挑战。郑教授与魏副教授深入沟通，结合每位成员的研究方向，明确了各卷的主题和执笔者。魏副教授表示，在编撰过程中，团队既遵循了传统史学的写作体例，突出了重要事件，又努力保持了各卷篇幅的均衡。她认为，这次编撰通史的经历极大地提升了她的能力。

七卷本《敦煌通史》历时17年方才问世。郑教授表示，在工作中，如何调控节奏、确定研究方向又不干涉作者的写作风格，以及如何协调作者与出版社之间的时间安排，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敦煌通史》出版后，郑教授团队受邀开始编撰《凉州通史》。尽管凉州与敦煌地理位置相隔较远，但凭借《敦煌通史》的编撰经验，团队在两年多时间内高效地完成了这部十卷本的著作，并于去年底出版发行。

新人探索，填补空白

敦煌学研究所讲师陈继宏讲师，作为80后学者，在研究《敦煌通史·吐蕃卷》时，通过对敦煌文献中记账文书等资料的研究，发现了1000多年前农民加工麦子费用的变化。她推测，这可能意味着当时加工工具的改进和效率的提升。郑教授曾指导她，研究古代日常生活应站在古人的视角去思考。

陈继宏讲师指出，在敦煌历史研究中，许多朝代缺乏官方史料，因此，敦煌文献中的记账文书和购买契约等成为了重要的佐证。她认为，将自己代入古代生活，才能更真实地认识历史。为了填补研究空白，陈讲师在郑教授的鼓励下学习藏文，并对照学者整理的藏文文书合集，逐步理解和建构不同时期的敦煌历史，以期全面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演进逻辑。

85后副教授陈光文，负责《敦煌通史·西夏元明清卷》，该卷时间跨度最长，基础资料也最为薄弱。他指出，尽管海上贸易兴起后，敦煌在商贸和对外交流中的节点作用有所下降，但仍有许多人沿袭古道，留下了关于当地风土人情的记载。

在收集的资料中，西夏文占有重要比重，这成为了陈光文必须克服的难题。在学术界，关于西夏管理敦煌的时间存在争议。陈光文在研究中，通过重新释读敦煌莫高窟第297窟甬道南壁的一则西夏文题记，并结合语料词库等工具，提出了新的观点，并将其纳入《敦煌通史》的重要内容。

陈光文回忆，郑教授鼓励他在这一时期进行创新，以填补研究空白。他坦言，从资料到观点，这项工作几乎是从零开始，但郑教授要求他“每天都要保持研究状态，不能松懈，积少成多”。陈光文认为，完成这部著作对他而言是一次严格的学术训练。

郑教授表示，团队的研究并未止步，目前正致力于打磨“汉唐敦煌史”书稿，并计划推出《敦煌西汉史事编年》等新的研究成果。

记者手记

“精雕细琢”与“统筹全局”

在采访中，郑炳林教授的研究经历充分展现了编撰一部高质量的通史需要长时间的沉潜和对学术“深水区”的探索。这既需要“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科研精神，也考验着研究者把握“细节与全局”的学术能力。

“精雕细琢”是学术创新的方法论，也是深入挖掘研究的途径。历史研究讲究“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七卷本《敦煌通史》涵盖了从墙壁题记到区域性时代变迁的细节，正是学者们对每一个细节的精心钻研和夜以继日的考证，才构建了“有血有肉”的学术成果。

“统筹全局”是汇集众长、贯通历史脉络的方法论。一部通史的编撰凝聚了整个研究团队的心血，融合了多位学者的学术精华。在采访中，团队成员普遍提到，郑炳林教授在确立研究方向的同时，充分尊重了每位成员的主动性和创新性，将个人发挥与集体目标相结合，最终成就了《敦煌通史》的精彩与深度。